五行生万物，

乾坤定朝晖。

年轮迎送五十载，

岁岁思念，

今又思念，

战友相聚忆天山。

1974年12月26日，一列北驰闷罐专列把方城800多名有志青年带向3000公里外——祖国的大西北新疆。难忘那个年末的日子，高中毕业七个月我穿上绿色军装，历时六个昼夜到达新疆乌鲁木齐北站。下车脚着地的刹那，冰雪的光滑让我背着被包五体投地趴在雪地上，给了边陲新疆深情的第一吻！为1975年第一缕朝晖献上了匍身大礼。

在站台上，我们搭乘军绿色的解放车鱼贯而出。在指挥车的引导下，穿越过境公路一路向西来到西山地区。我的梦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五师炮兵团三营新兵连开始，军人大学的第一课开启了新篇章。

三个月的新兵连生活很艰苦，让人终生难忘，记忆犹新。在训练动员大会上，新兵连最高首长，一个小个子连长作报告。他叫李兆新，也是接我入伍的排长，山东人，操着浓重的胶东腔说：“你们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军人，但是从老百姓变为合格的军人，还有一段较长的距离，虽不是万里长征，但需要你们努力，在新兵训练三个月后，达到基本合格。”新兵训练强度大，又恰值国家经济暂时困难，我们每餐基本上都是吃的玉米发糕，喝的玉米粥，伴着没有油的咸菜，这样的“玉米生活”直到新兵训练结束。

我们之所以在西山训练，后来才知道，部队移防到了天山北侧一个名叫小渠子的峡谷，利用空出来的营房训练新兵。

我在新兵连一排二班，班长是河南老乡，三门峡陕县人，名叫李长江，1971年入伍的老兵，为人忠厚、干练。新兵训练结束后他就退伍了。我们班共九名新兵，河南有6人，李玉堂、乔俊卿、魏松建、周自奇、宋国强和我本人；新疆兵一人，孟万彪；四川兵俩人，唐存龙、徐作霖。

我们训练场的北边是地质勘探队的宿舍楼。塞外的冬季滴水成冰，地质队员工们处于休息状态。每天有几名女员工，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织着毛衣，看我们训练，像看大戏一样，有说有笑。我们也时不时地偷乜斜她们几眼看风景。一天上午，队列训练结束，班长点评后，发出了“解散”口令，其他人欢快的跑出了训练场，而剩下4人依然在列队向女员工们行“注目礼”。直到班长大声说谁看够了喊报告，这时我愣过神来，看到剩下的人是李玉堂、乔俊卿、魏松建和我，当时没有丝毫的犹豫，马上喊“报告班长，我看够了”，班长说你可以走了。剩下的三人一直不敢动，就那么呆着，不知呆了多长时间……。多少年来，这成了我们几个彼此之间调侃的笑料！新兵训练的日子有苦有乐，转眼即逝。很快经过实弹射击、投弹考核，新兵训练结束了。我们乘坐解放车顺着西山至天山北侧的公路前行，跨过硫磺沟大桥，驶过老虎咀，沿着头屯河西侧蜿蜒盘旋的公路，一路向南，缓慢的通过“骆驼桥”，进入小渠子沟，来到乌鲁木齐县天山队——天山深处的部队所在地。

炮兵团设司令部、政治处、后勤处。下辖三个营：一营为122榴弹炮；二营为85加农炮；三营为160迫击炮，1976年换装为130火箭炮。团直属分队有指挥连、汽车连、修理所、卫生队、轮训队、后勤生产基地等。

说到我们的驻地——小渠子沟，其实并不小，两侧是天山山脉绵延数十公里，雪山融化的雪水形成了河流，清澈见底的河水蜿蜒而下，小渠子由此而得名。两峰之巅约五公里相望，两山底部相连，顺应山势自然形成略显平缓坡度的谷底，被原生态绿植覆盖，赐予维吾尔和哈萨克族牧民肥沃的天然牧场。牧羊小伙儿和姑娘骑在马背上，甩着脆响的鞭子，唱着悠扬的牧歌，与水声相伴，与松涛齐鸣，与战士训练喊杀声，牛羊欢叫、鸟儿欢唱奏响了天山深处最原始且独特的令人陶醉的交响曲。

天山半腰约海拔1750米群带着墨绿色原始森林，一望无垠，多为针叶松、马尾松。浅山处荆棘丛生，各种叫不出名字的野花满山遍野。蝴蝶野蜂不知疲倦地吮吸花蕊糖浆。空气中弥漫的芳香令人陶醉，我也情不自禁的收获了折磨我至今的花粉过敏性鼻炎。还有小渠子刺骨的冰水留给爱妻至今难于治愈的风湿性关节炎。

山坡上撒欢奔跑的羊群，耸立的松林，远远望去宛如天幕上漂浮白云和游动的深蓝色湖影。浑然天成巨幅画卷。

小渠子水甘甜如霖、冰冷刺骨，一年四季顺天山而下，奔流不息，数百里的天山雪峰是其不竭的源泉，她养育了在这里的多民族儿女和我们炮团子弟兵。

我被分配在三营营部当通信员。说到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当时接我入伍的排长，到家里作家访，在我房间桌子上看到了正在组装“五灯电子管收音机”的无线电元件。我算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吧。排长知道营长有一台电子管收音机，出了故障，电台的技师没有修好，他带上我来到营长家里，把收音机修好了，所以，营长钦点我到了营部。营长是山东枣庄人，资历较老，当时已是行政十七级的干部，听说是从国民党部队起义过来的，1975年底他就转业回了地方。

由于我们炮兵团移防小渠子时间较短，部队的基础设施既差又严重短缺，所以，从入伍到1978年，部队处于基本建设高峰期。从首长到士兵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我们参加过解放战争有名“战上海战役”的老团长谢新昌在检查团部大礼堂的建设中，被倒塌的大梁砸中，当场壮烈牺牲。部队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我们十分的怀念他，他是我们心中的英雄和永远的痛！

1975年4月，刚到营部不久，我便被送到司训队参加历时六个月的摩托车驾驶培训。结束又回到营部通信班担任摩托通信员。

1976年，我们国家处于多事之秋，人民敬爱的周总理、朱总司令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相继逝世。为了国家的安全，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当时通讯条件十分落后，整个部队在守备区域的范围内分散驻训，为在战备地域集结，团首长命令我驾驶摩托车迅速通知各驻训分队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规定地点集结。我受令回答：保证完成任务。马上检查车辆，加满油箱，并带上一桶备用油，立即出发了。茫茫雪原分不清道路和沟壑，凭着过硬的驾驶技能，一路小心的行驶，颠簸四五百公里，顺利按时完成了任务。回到营部时，已是深夜时分，松口气后感到左手疼痛难忍，摘下手套，手指红肿不能打弯，半月后疼痛才消失，只是它在近五十年的日子里总会时不时的带着疼痛亲临拜访着我。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1978年部队院校陆续也恢复、组建，开始招生。据说是由于我入伍以来表现不错，还是当时少有的高中毕业生，组织便推荐我到湖南长沙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地面炮兵学校学习。同行的还有一营的魏江力（山东莱芜人），他在一大队一中队学习榴弹炮射击指挥；团政治处干事帕拉提（维吾尔族），他在一大队二中队学习政治工作；我在一大队三中队学习火箭炮射击指挥。我们算是第三炮校的首期学员，学制两年。期间，为鼓励学员努力学习，积极上进，校党委研究在战士学员中推选两名所有课程成绩全优者，提前晋级提干，我荣幸成为其中之一。1980年暑期，顺利毕业。学校训练部战术教研室刘主任找我谈话，学校决定让我留校当教员。但是我的教员生涯还未开始，因对越自卫反击战波及，中央军委决定“三北”部队学员一律不准留校，立即返回原部队进入战备，警惕苏联的入侵，就这样我又回到了新疆小渠子。

我被分配在三营十二连，担任一排长。我用学到的理论指导工作，训练实践，形成了“谈坚固阵地防御作战炮兵火力之运用”的军事论文，全文刊登在新疆军区《战胜报》上。当团参谋长吴锦达发现这篇文章后，便到连队对我进行了考查，还布置一项任务，一周之内，亲笔写一篇“谈连队行政管理”的调研报告呈送给他。后来才知道，此意是在考察我的文字水平。就这样在我任排长半年时间，被调入团司令部作训股任副连职作战参谋。参加了西北著名的“82.91”实兵实弹演习，参与了炮兵团演习计划的制定。1983年初，新疆军区狠抓军事训练，进行大比武。我被提拔担任炮团一营一连连长，同营长韩金鸣、二连长魏江力、三连长蔡金土组成五师炮兵团建制营、连长竞赛团队参加全军区比武大赛，综合评定全军区团体第三名的成绩，荣记集体三等功。比武结束，我又回到了连队，履行连长职务，积极组织学习、训练。一天，团长来到我连，对我说：“小宗，原来比武结束，还是想让你回司令部继续担任作训参谋，特征求你的意见!”我考虑后对团长说，还是让我在连队锻炼一年，再回机关。团长同意了我的意见，我便全身心的扑在了连队工作上。历史上，一连一直是全团全师有名的落后连队。有一年连长和指导员闹不团结，甚至动用了枪械，两人均被处理。我到一连后，首先与指导员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全连官兵，努力奋斗，年终考核，获得了军事、政治双丰收，被师机关荣记集体三等功，创造了一连历史上的辉煌。一年后，即1984年政治处主任找我谈话，让我担任司令部作训股长，我就回到了司令部作训股主持全面工作。

1985年，邓小平同志任中央军委主席兼总参谋长，主持军队全面工作，开始军队的整顿和裁撤工作。新疆军区降为副兵团级，隶属兰州军区。我们陆军第五师在裁撤的序列之中，缩编为兰州军区守备旅。我因为是首期军事院校毕业的基层军事指挥员，根据部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要求充实到其他部队。凑巧，时任五师的师长张广义也要转业，他曾经是我们炮团的团长，我在他身边担任一年多的作战参谋。我于是找到了首长，反映了家庭父母年事已高，女儿刚满月的困难，要求退伍，首长批准了我的要求。为此，我就成为陆军第五师炮团司令部最后一任作训股长，也算是画上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句号。

1986年的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守备旅政治部正式批准我转业退伍。至此，我结束了十二载的军旅生涯，挥泪离别了留下青春烙印的小渠子。

战旗徐落泪水瀚，军礼挥别铁血寒。三十八年过去，弹指挥间，多少次夜不能寐的思念，多少次梦牵魂绕小渠子。军营的春夏秋冬各具风采，部队的战友兄弟历历在目。军营十二年的历练成长已成为注入心灵深处的根基，小渠子沟的每一个角落都沉淀着温暖的回忆。每一个沟壑、雪峰、河流、花草、松涛、冰挂都诉说着我执着的情感。感谢祖国，让我光荣的成为军人，感谢机缘，让我们荣幸的成为战友！这是我深沉的爱！这是我无价的宝！